玛丽·道格拉斯：制度如何思考
《制度如何思考》基于玛丽·道格拉斯应邀在雪城大学所做艾布拉姆斯系列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她以著名的思想实验“洞穴奇案”为起点，通过九个相对独立又彼此承接的章节，试图澄清一个社会科学领域尤为核心的问题：制度能思考吗？
她认为，在看似由独立个体自主做出的决定背后，是一个看不见的“制度”思维在运作。她探讨了制度如何通过建立分类、类比以及社会记忆系统，来塑造群体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规范，从而使社会团结与合作成为可能。本书短小精炼，内容却深邃广博，对主导现代社会以及社会科学的个体主义范式、理性人模型提出了批判，并为建构一种关于制度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2007），20世纪著名女性人类学家，英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被授予大英帝国爵级勋章。她涉猎广泛，不受学科所限，在象征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领域都作出了不可忽视的理论贡献，后期也致力于将文化理论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洁净与危险》奠定了她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声誉，她的主要著作还包括《作为文学的 <利未记> 》《自然象征》《卡赛的莱勒人》《风险与文化》《制度如何思考》等。
能否为了更大的群体利益而牺牲个体？
本文选自“《制度如何思考》导言”
书写合作与团结同时意味着书写拒绝与不信任。团结包括个体愿意为更大群体的利益而受罪，而且指望其他成员个体也同样这样做。要冷静地讨论这些问题很难。它们触及人们内心的忠诚感和神圣感。任何一个曾接受过他人信任、要求他人做出牺牲，或者心甘情愿付出过信任与牺牲的人，都清楚社会纽带（social bond）的力量。不管情况是支持权威，还是憎恶专制，又或者介于这两个极端之间，社会纽带本身都被视作高于问题的存在。所有曝光它和调查它的尝试都遭到抵制。然而确实有必要检视它。每个人都直接受到他或她周遭信任水平的影响。有时民众盲目的轻信让当权者能够对公共需求置之不理；有时信任是短期的、脆弱的，轻易就会沦为恐慌；有时猜疑是如此之深，以至于合作是天方夜谭。
一个当代的例子有助于将抽象的议题带入我们的视野。核医学界存在着一份极佳的互信与协作的记录。科学家以一种领域内公认的方式检查彼此的主张。他们如同医生和患者相互信任那样，相信彼此的方法，并对结果满怀信心。如果团结的强度可以纯粹用成就的影响力来衡量，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罗莎琳·耶洛（Rosalyn Yalow）近期就她毕生耕耘的分支学科的历史发表了一份报告（1985）。她撰写报告的动因，是一些迹象表明该学科的工作即将被叫停。人们对核辐射负面影响的恐惧正让它遭受猛烈攻击，无论科学家如何辩护都无法消除猜疑。
罗莎琳·耶洛于 20世纪 40年代加入布朗克斯退伍军人管理医院，建设放射性同位素中心，利用放射性示踪剂研究疾病。自那以来，该部门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医生首先用放射性碘检测甲状腺的生理机能，同时用它估测患者的循环血量（circulating blood volume）。这使他们能够开发实验方法，估算血液中血清蛋白的合成速度和降解速度。这些技术被应用于胰岛素在人体内的代谢，从而极大修正了科学界对糖尿病的认识。也正是这项技术在处理甲状腺和糖尿病问题上取得的成功，让研究人员最终得出放射免疫分析法（radio immunoassay, RIA）的原理。这是一种通过给患者注射放射性同位素并追踪其在体内的反应，对生理过程进行成像的方法。 RIA在医学的各个领域均得到广泛应用。它被用于检测全州范围内新生儿甲状腺机能不足的项目。这是一种无法用临床手段检测的疾病，在美国，每四千名新生儿中就有一名患有此症，而在喜马拉雅山以南地区，每一百名新生儿中就有四名患有所谓的甲状腺肿带（goiter belt）。如果未在患儿出生后即进行治疗，患儿将出现不可逆转的精神发育迟缓（mental retardation）。从恶性肿瘤的检测、控制到心脏病，RIA的应用似乎没有界限。
而在这令人印象深刻的医学记录的另一面，有数百万人正暴露在低剂量的核辐射下，甚至还有几十万人暴露在中剂量的核辐射之下。目前积累的证据表明，急性暴露于高剂量的核辐射会很快导致死亡，长期暴露于较中等剂量的核辐射也会导致恶性肿瘤和早亡。目前威胁到 RIA的医学应用的批评意见，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考量。多低才算低？什么是短期暴露或者长期暴露？恐惧是合理的吗？罗莎琳·耶洛的报告着手回答的就是这些疑问。
这是一个技术性极强的话题。人类诞生之初，我们的祖先就暴露在土壤和食物的天然放射性以及宇宙射线的辐射中。这些构成了天然本底辐射（natural background radiation），因地区而呈不同的辐射水平。平均而言，医疗照射增加的辐射量与天然本底大致相同。要了解这是否会对健康造成危险，只需在天然本底辐射水平特别高的地区设计一项研究，调查暴露在其中的人是否癌症发病率更高。在美国，有 7个州的天然本底辐射比其他州高，但他们的癌症发病率却低于全国癌症发病率。高海拔地区涉及高辐射暴露，但在美国，有报告称白血病和淋巴瘤的发病率与海拔成反比。一项来自中国的研究，细致调查了 15万名生活方式和基因构成基本相似的农民，其中一半人居住在土壤有放射性的地区，他们接受的辐射量几乎比另一半人高 3倍。这项研究评估了辐射对健康产生的极大潜在影响，但未发现两个地区的调查对象之间有任何差异。因此，这些研究和其他类似的研究均指向一个结论：剂量 3倍甚至 10倍于天然本底辐射的辐射暴露不会对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本书并不涉及耶洛所说的“核辐射恐惧症”对错与否。示例本身已经阐明了后文将讨论的其他几个要点。从事核医学的科学家与部分公众之间激烈的分歧，表明当中存在选择性的失聪——双方都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后续章节将把这种无法通过合理的论证转变观点的现象，归因于制度对我们的分类过程和识别过程的把控。核医学家表示，他们并没有拿病人的生命冒险，也没有让其他人群面临危险。而恐核者之所以否认这一点，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医学活动都有风险，对此置之不理是不诚实的，何况医学知识和技术永远不够充分。在拒绝核医学不涉及危险的说法之后，恐核者的一些关注点集中在病人获救和所有人受到损害之间的取舍：没有人有权决定谁应该为他人的利益牺牲。作为反击，有人辩称恐核者这样决定是自作主张，因为他们将健康人的权利置于癌症、糖尿病、甲状腺疾病和心脏病患者以及面临精神发育迟缓的新生儿的生命之前，而这些人本有可能通过强大的新诊疗技术获得拯救。更富有策略的做法是拒绝承担选择牺牲品的殊荣，包括坚持主张替代医学和良好饮食习惯也能够像核医学一样改善我们的生命机遇——只要给予它们同等的机会。
核医学家和恐核者之间的辩论提供了维护和反对团结的典型案例，并且呈现为一种尖锐的当代形态，毕竟，在不涉及牺牲的情况下，团结仅是一种姿态。本书最后一章将对类似的选择重新加以考虑，为此，前面各章将着力申明知识和道德标准具有共同的根基。最终本书得出的结论是：危机中的个体并非自行做出生死抉择。谁得以保全，谁走向死亡，悉由制度确定。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单凭个体的推理（ratiocination）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问题的答案，唯有维持个体在做判断时已存在于脑海中的制度思维，它才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为了精确阐释哲学家在是否应该为他人的生命做出牺牲这一问题上的分歧，人们虚构了一个案例——“洞穴奇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Fuller 1949）。故事发生于纪元 4300年一个叫纽卡斯的国家的最高法院。四名探险者在初审法院被判处谋杀罪，后来案件上诉至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概述了他们的故事：一天，洞穴探险协会的五名会员一起出发去探索一处深洞，结果一块巨大的岩石滑落，完全堵住了唯一的出口。一支庞大的救援队很快赶到，着手在岩石中开凿隧道，但这项工作既繁重又危险，有十名营救人员在救援过程中丧生。在探险者被困的第二十天，他们终于通过无线电与外界建立了联系。探险者询问还要多久才能获救，营救人员告诉他们，至少还需要十天。探险者又就口粮余量向医生询问了意见，被告知他们几乎没有希望再活十天。他们随后询问，如果他们吃掉其中一名成员的血肉，是否有希望活下来。他们得到了一个很不情愿的答复：他们可以。但没有一个牧师、医生或哲学家，愿意给出该做什么的建议。此后，无线电通信就中断了。在探险者被困的第三十二天，堵住的出口终于被打通，四个探险者走了出来。
幸存的探险者表示，一名叫罗杰·威特莫尔的成员提出了吃掉一名成员的解决方案，而且建议通过掷骰子来选择，甚至还拿出碰巧随身携带的一副骰子。其他人最终接受了威特莫尔的提议，准备将该提议付诸实行，这时威特莫尔却宣布撤回约定，表示他宁愿再等一周。然而其他探险者依旧打算行动，他们代表威特莫尔掷下骰子，结果显示，威特莫尔就是那个牺牲品，于是其他人杀死并吃掉了他。法庭讨论开始前，首席法官表示，他认为此前宣布幸存者有罪的陪审团是正确的，因为根据法律，事实确凿无疑，他们确实故意剥夺了他人的生命。他建议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其后再向最高行政长官请求宽赦。接下来是其他四位法官的发言。
第一位法官表示，给四人判处谋杀罪极不公正。他建议不向最高行政长官请求宽赦，而是直接将他们无罪释放。他的陈词援引了两个互不相关的原则。首先，被困者在地理上已经远离了联邦法律的管辖：他们被坚固的岩石阻隔，如同已经远离国土，待在异国的荒岛上。绝境中的他们，不管是从法律还是道德的角度看，都处于“自然状态”，唯一适用的法律就是他们内部起草的宪章或者契约。其次，这次行动为拯救被困者牺牲了十名营救人员的生命，任何希望被告被定罪的人，也应该去起诉救援组织谋杀了营救人员。他最后的理由是基于法令的字面含义与法律目的的解释之间的区别：这群濒临饿死的人可以说是在实施自我防卫，判他们有罪并非谋杀罪的立法目的所在。
下一位法官强烈反对这种观点，他问：“我们凭借何等授权将自己变成自然法法庭的法官？”随后他宣布不参与此案审理。
第三位法官也不同意第一位法官的观点。他坚持认为，所有事实都表明被告确实“故意剥夺了同伴的生命”。不过他也不同意首席法官提出的宽赦，在他看来，法官重新构建法律或者司法机关干涉其他政府部门都是不当的。
最后一位法官断定被告无罪，他做决定不是参考任何事实或法律，而是出于“人们是被其他人所统治，而非被写在纸上的话语或者抽象的理论所统治”——根据民意调查，高达 90%的公众支持此案以宽赦结案。不过他没有支持首席法官的提议，因为他已经得知，最高行政长官本人不乐意给予被告宽赦，而且如果前来请愿的是最高法院，他更加不愿意这样做。因此第四位法官没有提请宽赦，而是赞成无罪释放。
最终，只有首席法官主张请求最高行政长官宽赦。两名法官赞成无罪释放，两名法官赞成维持原判，一名法官不参与判决。最高法院的两派意见势均力敌，初审法院的判决继续维持，四名探险者被定罪并处以绞刑。
朗·富勒（Lon Fuller）在编织这则寓言时，呈现了自伯里克利时期到他写作的年代的几种享有广泛认可的司法意见。他的两位法官对被告满怀恻隐之心，基于不同的理由建议法院撤销定罪。第一位法官显然根本不在乎法令（正如他那位博学的同侪抱怨的），他本人已经被自然状态的构想吸引，仅以个体之间的契约作为他的准绳。他说得如此生动，仿佛他也受困于洞穴，要和他人订立契约，押上自己的一切赌个输赢。他的自由主义观点很适合放在一个让他的冒险倾向和谈判的意愿能够有所回报的社会。契约的概念如此合他的心意，以至于他不仅不理会受害人已经撤回约定的事实，甚至还在提出自我防卫的说法时，毫不理会另一个事实——受害人没有对被告的生命构成威胁。他的法官同事们不难找到反对他的理由。
最后一位法官也建议将被告无罪释放。不过他看起来几乎不像是以法律人的思维在思考。他想把无聊的法制问题一扫而空。他感觉自己能读懂被告的心思，认为被告经历了如此恐怖的事情，还判其有罪实属荒唐。动机和情感在这位法官心目中才是最重要的。他和最高行政长官生活还有私人交集，能够揣测对方的心思。他提出的方案恰是意在规避最高行政长官的不良动机。这位狡猾又秉性善良的法官尊重真实情感。他的立场与平等主义者表达的观点遥相呼应，这个宗派创立的动机，便是摈弃无意义的仪式主义（ritualism），直接向人的内心宣教。
至于第三位法官，他既非同情被告，也非不同情被告。他眼中重要的是法律，是法官在履行法律时的职责，以及一个复杂的国家内部不同职能部门的分配。他是一个宪政主义者，等级社会让他如鱼得水。
这三份判决书分别表达了三种不同的法哲学思想。朗·富勒会选择法学史上反复出现的主题绝非偶然。这些主题之所以反复出现，是因为它们对应着同样反复出现的社会生活形态。我们在别处曾将它们描述为个人主义、宗派主义（sectarian）和等级制（Douglas and Wildavsky 1982）。没有什么能让这些法官在关乎生死的复杂问题面前达成一致，他们在用自己对制度的承诺思考问题。而本书，正是想鼓励读者多加探索心智与制度之间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聚焦团结和信任的基本原则，让我们回到故事中五名探险者得知他们没法靠现有的食物生存下来的时刻。我们先假定他们是一个来自团结的小村庄的旅游团，并且同最后一名法官一样，信奉等级制原则，这样他们就会接受：为了他人的生存，众人的一员可以理所当然地牺牲掉。通过投骰子选择牺牲品的想法似乎既不理性也不负责任。因此领导者会站出来承担所有责任，提议把这份光荣牺牲的任务交给自己。由于领导者在家乡扮演着许多重要的角色，其他人会拒绝他——他们永远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并吃掉乡绅、教区牧师或者童子军队长。然后，最年轻和最不重要的成员会提议牺牲自己，其他人又会因为他还年轻，还有漫漫人生路而表示反对。接下来轮到最年长的人，他牺牲的理由是他的人生已走到尽头。再之后，又轮到一个大家庭的父亲。在被困的最后十天，旅游团的成员会慢慢寻找一种让人满意的等级制原则，好决定谁该成为牺牲品，不过他们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
现在，让我们再假定五名探险者属于某个宗教派别，来此共度假期。如果他们得知出口已经被500吨的岩石堵住，他们应该会欣喜万分，因为他们意识到最后的审判已经到来，而自己被隔离在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之外，获得永恒的救赎。于是他们唱着赞美诗消磨等待的时光。
只有那些个人主义者，没有被灌输团结的原则，彼此间也没有任何关系束缚，才会把同类相食当成正当的做法。
我们永远无法通过不同前提下的辩论提升我们的理解，除非我们检查和重新构造自己的假设。以下各章旨在澄清思维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制度。要进行复杂的论证，需要一个清晰的框架，我选择通过埃米尔·涂尔干和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的工作来处理团结与合作的问题。对于两人来说，真正的团结只有在个体共享其思想范畴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这种共享对许多哲学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它有悖理性行为理论的基本公理，即每个思考者都应该被视为一个主权个体（sovereign individual）。然而，由这一公理结构发展起来的理性选择理论，在处理团结的概念时面临难以克服的困难。本书计划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并主张，在讨论社会纽带的本质时，应当比以往更加严肃地对待弗莱克和涂尔干的观点。当前有一种摒弃涂尔干和弗莱克的趋势，因为他们似乎在说，制度有自己的心智。制度当然不可能有心智。但是花时间去了解两位思想家真正说的是什么，依然意义匪浅。
科元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